公司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需要合法理由，否则构成违法解除，可能引发劳动争议案件；公司召开股东会解除董事的职务，是否需要理由？这可能引起公司决议效力纠纷。这涉及到“有因解除”和“无因解除”的问题。《公司法解释五》第3条规定了“无因解除”规则。所以，理论和实务展现出“一边倒”的现象，都在为“无因解除”摇旗呐喊。这会导致人们忽略公司章程的地位和价值。
公司章程能否对股东会“无因解除”董事职务的权力进行限制？如果章程可以限制“无因解除”，那么在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件中，人民法院不应直接适用《公司法解释五》规定的“无因解除”规则，而应根据公司章程的约定，审查股东会罢免董事是否违反章程，进而根据公司法第22条第2款的规定进行裁判。本文对公司章程限制“无因解除”董事职务的合理性予以分析。
一、股东会解除董事职务的有因和无因
关于股东（大）会解除董事职务是否需要理由，我国公司法经历了从“有因解除”到“无因解除”的过渡。
1993 年制定的《公司法》规定“董事在任期届满前，股东（大）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”。
2005年修订后的《公司法》删除了“董事在任期届满前，股东（大）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”。
2019年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五）》第3条第1款规定：“董事任期届满前被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有效决议解除职务，其主张解除不发生法律效力的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。”
2022年12月公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（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） 》第71条规定“股东会可以决议解任董事，决议作出之日解任生效；无正当理由，在任期届满前解任董事的，该董事可以要求公司予以赔偿。”
从上面的规定可以看出，公司法关于股东会解除董事职务，经历了从“有因解除”到“无因解除”的转变。这一转变与追随国际潮流也有关系。（参见罗培新：《世行营商环境评估之“保护少数投资者”指标解析——兼论我国公司法的修订》）董事职务的“无因解除”是国际上的主流做法。世界银行评估某国家营商环境时，将股东会有权“无因解除”董事作为得分点。我国确立“无因解除”规则，实现了该问题的国际化。
二、股东会“无因解除”董事职务存在的问题
股东会“无因解除”可能成为大股东压制小股东的工具，可能加剧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本就存在的失衡现象。我国资本市场存在“一股独大”的现象，这不同于西方一些国家股权过度分散产生的“内部人控制”现象。我国董事会通常被大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所控制，由小股东推举的董事人数本来就少。在股东会“无因解除”的制度下，大股东可以利用该制度排除异己，将董事会成为“一言堂”。对此，有两篇文章的观点可做参考：
张钦润、崔俊茹在《董事无因解任制度的逻辑与修正——兼论无因解任制度与累积投票制度的冲突与协调》一文中认为：
我国对无因解任制度的借鉴，重点应放在解任权的约束上而不是行使上。不受限制的无因解任制度，将刺激大股东滥用这一权力。大股东以维护公司利益的名义任意地解除董事职务，最大化个人利益，并最终借助资本市场套现离场。如此，无因解任制度将变成大股东欺压中小股东的帮凶，而非约束董事会的利器。
楼秋然在《董事职务期前解除的立场选择与规则重构》一文中认为：
一旦引入董事职务期前解除的“无因”规则，已经失衡的公司内部治理机构、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，便可能会被加剧……董事会的监督和系统维护职能、利益代表职能，都将沦为空谈。在股权结构呈现“一股独大”特征、缺乏有效的衡平司法救济的背景下，无因解除规则很可能加剧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本就存在的失衡现象、激化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。因此，本文建议，我国公司法在未来应当转回有因立场。
三、公司章程限制“无因解除”董事职务的合理性
理论和实务展现出“一边倒”的现象，只着眼于《公司法解释五》关于“无因解除”的规定。本文认为，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保护小股东利益，公司章程可以限制“无因解除”。在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件中，人民法院不应直接适用《公司法解释五》规定的“无因解除”规则，而应根据公司章程的限制性约定，审查股东会罢免董事是否违反章程，进而根据公司法第22条第2款的规定进行裁判。主要理由如下：
1.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保护小股东利益
如前文所述，“无因解除”可能被大股东利用，成为压制小股东的工具。我们借鉴了国际上“无因解除”的做法，但尚未制定出防止大股东利用“无因解除”压迫小股东的配套救济制度。
目前，《公司法解释五》第3条第2款只规定了被罢免董事的离职补偿制度，但这种对董事个人的补偿“杯水车薪”，且小股东选派的董事被罢免后，无法参与到董事会决策中，从而导致真实信息的获取难度增加，难以对大股东及其控制的经营管理层，行使监督权和质询权。
为此，学者们指出，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这些制度：确立解除董事职务的提案主体，赋予董事在股东大会上的辩护权，建立司法判决解任董事制度，协调累计投票制与“无因解除”之间的矛盾，限制解任小股东推举出的董事等。
上述制度都是为了填补“无因解除”制度的漏洞，进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保护小股东利益。本文认为，通过公司章程限制股东会“无因解除”董事的职务，是另一种重要的填补漏洞方式。
2. “无因解除”并非强制性规范
《公司法解释五》第3条并非强制性规范。该条第1款规定：“董事任期届满前被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有效决议解除职务，其主张解除不发生法律效力的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。”该条中没有明确公司章程不得通过约定方式，对解除董事职务进行限制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（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） 》第71条也不属于强制性规范。该条规定“股东会可以决议解任董事，决议作出之日解任生效；无正当理由，在任期届满前解任董事的，该董事可以要求公司予以赔偿。”
从法律用语的表达上看，上述“无因解除”规则不属于强制性规范。强制性规范一般表述为“应当”“必须”“禁止”“不得”；任意性规范一般表述为“可以”“章程规定的除外”“约定的除外”“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”“由公司章程规定”。
另外，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保护小股东利益这一价值追求角度，我们也不能将《公司法解释五》第3条规定的“无因解除”规则解释为强制性规范。意即，可以通过公司章程的约定，限制“无因解除”董事职务。
3. 公司法规定的“无因解除”并未排除章程的另有约定
公司法第22条第2款规定：“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、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、表决方式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，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，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，请求人民法院撤销。”
根据上述规定，在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件中，人民法院判决是否撤销罢免董事的股东会决议时，从两个方面进行审查：一是会议召集程序、表决方式是否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，二是决议内容是否违反公司章程。
适用《公司法解释五》第3条的前提是“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有效决议”，而判断决议是否有效，需要根据公司法第22条的规定进行审查，审查的依据是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，审查的结果存在四种情形，分别为决议有效、决议无效、决议可撤销、决议不成立。
可见，并非依据《公司法解释五》第3条，就不需要审查公司章程的约定。换言之，如果决议违反公司章程，则决议可撤销，从而不能适用《公司法解释五》第3条的规定。意即，《公司法解释五》第3条规定的“无因解除”，并未排除章程对解除董事职务的另有约定。
4. 可通过约定方式限制委托关系中的任意解除权
多数观点认为，董事和公司之间的关系，本质上属于民法中的委托关系。根据《民法典》第933条的规定，委托关系中，委托人和受托人均享有任意解除权。这也是支持“无因解除”董事职务的理论基础之一。
但是，委托关系中的任意解除权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，委托人和受托人可以通过约定方式，限制、排除或放弃任意解除权。同理，董事和公司之间的关系是委托关系，可以在公司章程中约定限制解除董事职务，该种约定符合意思自治，合法有效。
公司法属于商法，更应当尊重股东意思自治，公司股东以章程方式约定限制股东大会“无因解任”董事，符合公司法的精神。只要该种约定没有实质上排除股东大会的任免权，就应当认定该种约定合法有效。
5. 通过公司章程对“无因解除”予以限制已被实践
2023年4月16日，笔者在巨潮网上，输入“公司章程”四个字，检索深交所最新公告的十家上市公司章程，其中有一家公司对无因解除董事职务进行了限制。《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约定：“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，股东大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。”
2023年4月16日，笔者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上，输入“公司章程”四个字，检索最新公告的十家新三板公司章程，均规定：“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，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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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-04-21 17:24: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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